初见岳教授，给人一种温文尔雅，性格沉静，为人和善的印象，言语不多，但言必有中，思路清晰，谈起学问之事滔滔不绝。从言谈举止中可觉察他做事踏实但又有股“倔劲”，表露出不达目标不罢休的秉性。
岳天雷，男，新葡的京集团8814教授，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中心原主任，主要从事中国哲学、明史和中原文化研究。曾出版《〈问辨录〉校注》《高拱全集》《高拱实学实政论纲》《高拱年谱长编》《高拱研究文集》《高拱研究续编》《高拱研究三编》《儒家权说论稿》等，在《中国哲学史》《孔子研究》《光明日报》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》《汉学研究通讯》等海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。
青衿之志 行而不辍
岳教授与高拱（1513-1578，字肃卿，号中玄，嘉靖二十年进士，官至内阁首辅）同为郑州新郑人，有着跨越时间的同乡之谊。少年时期，岳教授常听到高阁老传奇的民间故事，高拱在幼时的他心里留下了智慧、为民的形象。20世纪90年代，随着中原文化的兴起，新郑市人民政府成立高拱文化研究会。为了挖掘高拱文化资源，宣传高拱，提升新郑市的知名度，政府也采取了许多措施，如搜集高拱文物，重修高拱陵园，重刻高拱墓碑，召开“明史暨高拱国际学术研讨会”，营造了研究高拱文化的良好氛围。为了消解在高拱认识上的诸多偏见，恢复其历史原貌，并彰显其改革功绩、学术成就及其历史贡献，成为他研究高拱的精神动力，力量源泉。
受到其父亲的影响，岳天雷一直坚持写作，上世纪90年代初期。那时，一方面开始收集高拱研究资料，如明万历刻本《高文襄公集》、清康熙刻本《高文襄公文集》，并着手整理《〈问辨录〉校注》一书；另一方面，就高拱的哲学思想、政治思想、隆庆改革、著作版本等内容开始进行分类研究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形成了研究高拱的兴趣。
“我自己的爱好与学术研究是统一的，或者说学术研究就是我的爱好。”“学术研究是寂寞的，有畏难情绪甚至退缩也属正常。但贵在坚持，在‘问题——解决——新问题——再解决’的无限且艰难的过程中，不仅会收获幸福感，而且也会培养出学术兴趣和爱好。”
关于高拱研究，在前辈学者嵇文甫和韦庆远先生研究的基础上，岳教授作了较大拓展，涉及生平家世、家训家风、求学历程、宦海沉浮、主政内阁、改革事功、思想贡献、历史地位和后世评价等诸多方面，并提出了许多新论断，从哲学到政治，从思想到历史，对高拱作了全方位、立体化地探讨和研究，初步构建起“高学”规模，描绘出“高学”蓝图。岳教授表示“在‘高学’中，仍然存在着新的拓展空间和学术生长点。”
他在《高拱的实学精神品格》一文中，将高拱思想的现实意义问题概括为五个方面：“务实而不务名”的务实精神，“虚心以求其是”的求是精神，“验之以事行”的实践精神，“大儒而有驳正”的批判精神，“挽刷颓靡之习”的改革精神。总之，“做人求诚，做学问求是，做事情求实，这就是高拱的真精神。”（牟钟鉴语）这是高拱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。“如今，继承和弘扬这种‘真精神’，对我们建设文化强国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”岳教授如是说。
奋楫笃行 精益求精
在问到何以坚持几十年如一日地研究高拱时，岳教授表示，在思想研究方面，虽有嵇文甫和赵纪彬两位先生有所论及，发表若干篇文章，但不太全面和系统。岳教授就其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作了全方位研究。在薄弱乃至空白的改革研究方面，他对高拱的改革纲领、吏治改革、军事改革、法治改革、清丈和条鞭改革、币制改革、漕政改革作了大量研究。“高拱其人及其施政颇具分歧和争议。明清至近现代对高拱评价褒贬不一，毁誉参半，见仁见智，众说纷纭。这是高拱最吸引我的地方，也是最难啃的骨头。因此，我花费多年工夫，专门就高拱争议的12问题作了全面辨析和考证。总的来说，高拱研究的薄弱和分歧争议问题，是我坚持下来的原因。”
“遇到瓶颈是研究工作的正常现象，只有突破瓶颈，才能取得进步，取得成果。”他说道，在研究高拱哲学的定性问题时，有学者依据张岱年先生提出理学、心学和气学的“三系”说，把高拱哲学定性为气学。后来随着明清实学思潮研究的兴起，有学者又将其定性为实学。这两种定性都有一定的学理依据。高拱哲学到底该如何定性？这是他当时遇到的最大瓶颈。如果从本体论视角来看，将其定性为气学是恰当的；如果从其哲学特质来看，将其定性为实学也是合理的。一般来说，明清时期的气学家都是实学家，但实学家不一定就是气学家，也有可能是理学家和心学家。“经过深入思考，重新调整思路，转换学术视角，改变原有方法，或许是突破瓶颈的关键所在。我提出高拱哲学的准确定性应该是：以‘气’为本体论基础的‘经世实学’”。
正是他的热爱与坚持，不断地精益求精，数十年如一日，将数百年前高拱这位政治家的伟大思想加以守护和流传，填补了历史的空白，出版不少著作；合注《〈问辨录〉校注》，合编《高拱全集》，《高拱实学实政论纲》，《高拱年谱长编》，《高拱研究文集》，《高拱研究续编》，《高拱研究三编》，合著《儒家权说论稿》。在《中国哲学史》《孔子研究》《光明日报（国学版）》《中州学刊》《河南大学学报》《中原文化研究》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》《汉学研究通讯》等海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。
笔耕不止 功在不舍
岳教授的学术研究，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性评价。如中国明史学会原会长、中国社科院教授张显清先生说：“高拱是明代杰出的政治家。学术界对高拱虽有一些研究，但很不充分，而且对其历史地位缺乏应有的认识。而若改变这种状况，则需从全面、准确地掌握高拱本人著述及高拱相关资料入手。岳金西、岳天雷同志编校的《高拱全集》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，为高拱及相关历史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。”（张显清：《〈高拱全集〉评价》，载《高拱研究文集》附录一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523页）
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、教授赵世明先生说：“岳天雷先生的力作《高拱实学实政论纲》，从隆庆主要阁员思想的同异来论证其政见的同异，并较系统深入地考察和论述了高拱的宇宙观、知行观、天人观、经权观、政治观和价值观等实学思想，实学思想指导下的吏治、军事、人才、法制、边防等方面的改革，以及高拱改革的承前启后意义。总体而言，岳著既是明代实学思想研究的一大成果，更是高拱改革研究的系统之作，其中不乏真知灼见。……潜心研究，完成此著，‘二十年磨一剑’，使高拱研究形成了一定的体系，并取得了较大突破。”（赵世明：《高拱研究的一部力作》，《孔子研究》2008年第5期）
郑州大学研究生张蕊在其硕士论文中写道：“岳天雷先生对于高拱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，他的著述《高拱研究文集》《高拱研究续编》《高拱研究三编》收录了大量自己对高拱的研究成果，对高拱的学术思想、政治活动、社会关系等方面都作了细致的考察。”（张蕊：《高拱与二程〈论语〉诠释比较研究》，郑州大学硕士论文，2021年，第8页）
安徽省六安市一高一学生（自称“高粉”）最近给岳教授发微信说：“2019年《高拱年谱长编》出版后到2022年您就没出过新书了，我就怕您是不是研究完了，或者不想研究了（我以后就没书看了），您这么多年会不会缺少动力，想告诉您有人很爱高阁老，有人很关心高拱研究，给您一点小小的支持。”
“说实话，我看到这些信息非常感动，大受鼓舞，犹如给我打了一剂‘强心针’，我没有理由不把高拱研究进行下去，更没有理由就此停顿下来。不然，我对不起这些‘高粉’！”
岳教授于2018年8月退休，至今四年。刚退休时，曾一度有点迷茫，与一位出版社总编朋友交谈中，建议他写一套“高拱研究系列”，以形成优势，扩大影响。这建议又使岳教授增强了信心，鼓起了勇气。
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我尽管已经退休，但学术兴趣有增无减。”退休之后，经过深入思考和不懈努力，又撰成《高拱传》和《高拱论札》两部书稿，目前已纳入出版进程中。“当年我在退休仪式上说过‘惜时，勤奋，善思’，是我的人生动力源；‘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写到老’，又是我的人生座右铭。”
殷切寄语 弦歌不辍
对于年轻教师在治学方面，岳老师也分享了一些自己的深切体会，“处理好广博与专精的关系，博要有限度，而专必须精深。因为时间有限，人生有限，不可能做到无限的广博；而专却是立足之地，立学之本，必须经营好自己的‘一亩三分田’。二是热门与冷门的关系。每年学术热点问题可谓层出不穷，我不反对追逐热点，只是要有自己独立判断。不过，我更喜欢冷门，认准自己的目标，持之以恒，肯定会有突破，也更容易出成果。三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。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，很难寻觅到‘处女地’，现有的创新都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而实现的。因此，只有更好地继承，才能有所谓的创新。现在所说的‘创造性转化，创新性发展’即‘双创’，就是此意。我总觉得，治学经验总是个性化的，以上所说不一定具有普适性，仅供参考。”
这几年随着国学热的蓬勃兴起，很多年轻人对包括中国历史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感兴趣。文化传承交流，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，岳教授认为，可分为两个方面来说：一方面是文化传承，应该坚持汲取精华，抛弃糟粕，或“推陈出新，革故鼎新”的总原则，“其具体方法有很多，如冯友兰先生提出的‘抽象继承’方法，张岱年先生提出的‘综合创新’方法，以及现今提出的‘创造性转化，创新性发展’即‘双创’方法，等等。只有方法科学，文化才能得到有效传承，也才能守住我们民族的‘魂’和‘根’。”“另一方面是文化交流，既有中华文化的内部交流，如儒耶对话、儒释对话等，也有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、印度文化、西亚文化乃至日本和韩国文化的交流，在这一方面可以研读梁漱溟、赵敦华、张祥龙等先生的相关论著。十余年来，山东曲阜举办的‘尼山论坛’，就是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，请大家予以关注。”
对当代年轻人，岳教授有四句寄语：贯通古今，打通中西，立足时代，守正创新。
（文：何平 李欣雨 审核：常超 编辑：马旭宇）
